我国生教育目前的大发展是得益于“计划体制”。没有2003年和2018年的果断扩招，没有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我国的生教育也不会在短时间内突破10万招生的规模。 但正所谓“成也计划、败也计划”。
01 地方高校招生指标不足现象较为明显
指标不足的故事已经有很多了，这里我不想讲故事，只想用数据说话。
根据2015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当年高等学校生招生共72542人，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43610人，中央其他部委属学校13594人(其中工信部及中科院所属9所高校占其中约9成)，地方高校15320人。
2015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有76所，有招生资格的地方高校则有460所。从学校平均来看，2015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校均招收574人，地方高校校均33人，前者是后者的17.4倍。
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有生导师81443人，另据《教育部直属高校2015年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42432人，工信部及中科院所属高校12100人，据此估计地方高校有生导师26911人(取整为26000人，因为部分其他中央属高校未计入)。
据此计算，2015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导平均招生为1.03个，地方高校博导平均招生为0.59个。换句话说，部属高校博导平均每年能招1位生，地方高校博导平均每两年才能招1位。
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有招生资格的地方高校中博导数量和生数量的差异非常大，这也使得地方高校的部分博导显得“有名无实”。
有些导师虽具有博导资格，但缺少招生指标，只能到相近学科院系去招生，但由于指标的稀缺性，相近学科院系也希望导师能带着指标去，因此这样招生也存在较大困难。
教育规模增长快，但培养单位的布局没有大的变化。如201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76所，有招生资格的地方高校463所，2年仅有3所地方高校的增量。
当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生招生48095人，地方高校招生18813人。直属高校生校均招生632人，地方高校校均40.6人。从招生的平均绝对增幅看，部属高校仍然远超地方高校(58 vs 7.6)。
从2015年之后的学位授权点的动态调整看，2016-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共增列111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4年的增量只相当于2015年全国所有一级学科授权点基数的3.8%。
增量中教育部直属高校65个，其他中央属高校13个，地方高校33个。尽管地方高校在数量上是部属院校的六倍，但学位点增量上只有部属院校的一半。
从博导生师比变化看，根据统计数据计算，2010年生生师比为4.37:1，2015年生生师比为3.77:1，2018年该指标下降至3.68:1(以4年在读计算，每年也招不到1个)。
换句话说，全国的博导们平均所带的生数量总体都在下降。因此，生招生指标不足并非地方高校独有现象，只不过在地方高校表现得更为明显。
02 对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看?
一位生导师应该能招收多少生，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却根植于一国复杂的历史社会与教育体制情境中。
十年前我在德国开始“读”时，曾感慨有的大教授门下有近10位还有10 的博后，心中难免嘀咕这样何以保证教育质量?后来一想，我是在研究所而非大学“读”、我拿的还是第三方的奖学金、大部分都是拿半个或以上职位工资的学术雇员、大教授手上课题经费近千万欧元，等等这些因素使得10个甚至更多都具备合理性，并且也不必然会降低质量。德国的生对这个问题看待非常坦然，并无多少怨言。可见，招多少生在德国并非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但在我国则不然。
对于地方高校指标不足的问题，如果从保障教育质量的角度看，不仅不应被责备，甚至应该被鼓励——
地方高校的生教育历史不长、学科实力有限、导师的平均学术水平也低于部属高校……，在“提高质量、服务需求”的教育导向方面，招生指标不足以及其衍生的生师比下降本身就反映了保障质量的努力。
同时，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位制度——国家在为学校颁发的学位的质量背书(理论上如此)，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和义务为所有高校的教育质量担责。直属高校的招生指标都在控制，地方高校更没理由不控制。
但是，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
首先，招收生本身就是生导师学术权力的表现，如果这个最基本的权力得不到最低保障，学术——这一大学教师的本职与本质工作也就失去了保障。
虽说数量多了会影响质量，但数量少了或没有数量就更谈不上质量。
其次，指标缺失会影响学术发展。
如果博导资格的获取是公正且符合学术规范的，那么博导就应该至少有生可招收，否则博导就成为一种空洞的“头衔”与“身份”。
没有生的博导，除非从事的是极其依赖个人独自努力完全不靠教学相长的学术(这种学术有但少)，否则会极其影响其学术发展。根据《2018年中国学位与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在国际国内高水平的论文的平均贡献率在四分之一左右，其中生本身就是科研的生力军。很多时候是导师出idea，生来实现。
最后，极度稀缺的生指标容易滋生不正当竞争问题，会污染一些地方高校本就不佳的学术生态。
恕我直言，一般而言，越是地方高校，行政权力就越大于学术权力。那些老老实实做学术的博导们在竞争中赢面肯定不大。
图片来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刘惠琴研究员在教育治理与发展专题研讨会上的ppt
03 从更深层次看待问题
从1999年国家将生指导教师审核权下放给培养单位以来，博导数量基本上由学校来定，但生招生指标不由学校来定。这是当前地方高校指标缺乏的根本原因。
从本质上看，这是教育仍处于“三重计划管理”所导致的问题。
首先，对计划经济有过实际体验的都知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中，企业的生产和分配全由计划确定。一个企业不能决定自己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以及如何生产。
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这里仅摘引一段。“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当时还没有空调，企业因为没有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
如果把培养单位比作企业的话，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可以决定如何生产(即自主确定博导数量和培养方案)，但不能自主确定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数量(即招生数量)。而在“完善”的计划管理中，这两者均由计划部门确定。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中，这两者均由企业自主确定。这里的完善打上引号，是指两者实际上都存在问题，都不可能是“完善”的。
招生指标不足就是这种不协调的典型表现。
其次，熟悉计划经济的人也知道，计划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分层计划。即破除高度统一的中央计划，引导地方因地制宜搞地方计划。让计划管理有层级：既有中央计划，也有地方计划。在中央财力充足的时候，中央计划就能得到很好实施;地方财力充足时，地方计划就能得到很好实施。理想状态下，两个积极性都能发挥。
在当前的生教育管理体系中，招生工作有中央计划而无地方计划：生招生指标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商请财政部确定;地方高校的主管政府——省级政府没有生招生指标确定权。但在财力与人力资源分配方面，却存在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的二元体制(即既有中央计划，也有地方计划)。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的天然特点是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靠近资源中心。当前，中央财力较为充足，部属高校又有较好的生培养基础，因此，部属高校虽然也存在生指标问题，但并不严重。
而地方财力就非常不均衡了——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省份比经济发达的江苏、广东差距太多。一方面，有财力的地方肯定需要更多指标而实际指标少：事实上，这些年争取更多指标的多是发达地区高校。另一方面，即便给予了地方招生计划，也必然会因财力不均而导致省际差异扩大。
所以，地方高校生招生指标不足是“招生计划一元而资源分配二元“的表现。
最后，地方高校部分博导所感知的招生指标不足还与招生分配的培养单位内部计划有关。
招生计划到校后，还有院系之间的分配问题。做得比较好的高校会根据学科建设的绩效以及其他跟学术有关的指标进行分配(这一议题本身就很重要)。这一过程主要是绩效导向，而非公平导向。
如果有很多非学术的因素掺合进去，内部计划也会让指标不足问题恶化和显性化。甚至更细一点，指标到院系后还有二级学科之间、研究所之间的分配问题。这就更复杂了。
中央计划、分层计划与内部计划这三重计划约束，让地方高校的部分博导们经常有“无米下锅”的尴尬。这才是本文所讨论问题的本质。
计划经济的典型特点是“供给短缺、需求过多”，而市场经济的典型特点则是“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从企业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关心的是如何将产品卖出去，但并不担心原材料的问题;但身处三重计划约束的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却正好相反，并不担心生毕业的出口问题(至少目前)，而是没有足够的原材料。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生教育目前的大发展是得益于这样一种计划体制的。没有2003年和2018年的果断扩招，没有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我国的生教育也不会在短时间内突破10万招生的规模。
但正所谓“成也计划、败也计划”。当前，生教育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的发展态势以及生教育的地位也有明显的变化，固守这三重计划对学术发展不利，也会影响一系列的长远发展目标。
计划体制对教育的伤害或许并没有对经济领域(社会福利)的伤害那么直接，但影响却非常隐蔽和长远。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ai领域，院成了分水岭。顶尖的中国ai人才去美国读研后，有88%留在了美国。虽然原因复杂，但最优秀的学生在国内缺少最优质的就读机会必定是其中之一。
原因分析透了，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如何破解此问题，总的思路是不能自缚手脚，等有时间了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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