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量化生产的“工厂”中，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cfp/图
■1999年以来，中国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学位，数量与美国相当，而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诟病。
■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有学生从没和导师见过面，“教授们开了公司疯狂赚钱，车一个比一个好，房子一个比一个多”。更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叶明觉得自己收获的仅是“不名一文的学位，消逝的青春年华和被扭曲的心态”。
毕业前夕，叶明突然接到教务老师打来的电话，“有一门必修课程还没修完，需要补齐此学分才能申请学位。”他觉得既吃惊又滑稽，他缺的这门课叫做“科研训练”。
顾名思义，这门课应是生的入门训练，但却被所有人遗忘了。
这像是叶明整个生涯的讽刺。
叶明是一所名牌大学的理科生，导师是一位长江学者。几年前，他因仰慕教授盛名而投其门下，但很快便后悔了——“基本得不到学术指导，只能靠自己摸黑折腾。”据中国质量分析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陈洪捷教授提供的数据，1999年以来，中国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学位。
数量与美国相当，而生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诟病。
今年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推出《中国质量调查》，样本为1392名、博导和相关人士，公布了一系列令公众愕然的数字：有的博导竟同时指导47名学生，有3%的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9月初，华中科技大学校方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出学习年限的硕士生和生，对4年仍未毕业的硕士和8年仍未毕业的做退学处理。
此举被报道后，有媒体评论说：在国内诸多大学对硕士生、生基本“零淘汰”的情况下，清退是在“打破固有的教育机制积弊”，是“对社会和其他大学的生动示范”。
然而，接受了六年多教育的叶明说，单纯将生的质量问题归结为淘汰体制的缺位无意义，“忽视被淘汰者的命运，忽视导师应尽的职责，忽视体制承担的责任，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公平。”“提高质量，不仅要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应淘汰不合格、不负责的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在欠完备的制度下，读博成了一场“赌博”。
最多的一个导师招了50个
叶明在入学“第一赌”——选择导师上就遭遇惨败。
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谁会想到一位荣誉等身的长江学者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放羊人”？
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只是传说，尽管名师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但他通常四五个月都见不到导师一面，几乎没与他讨论过学术问题，他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几年间也基本没开过研讨会，没任何传帮带机制。
入学不久，另一位年轻老师开始辅导叶明。但一年不到，他就飞赴国外做后，又加之其兴趣与叶明导师不一致，这期间的辅导“没任何实质意义”。“从我的遭遇来看，学校对生的培养基本没任何管控，导师的权力极大，又缺少监督和管理。”叶明说，尽管学校在发给学生的培养表里注明了一个由4至5人组成的培养小组，但流于形式。
纵使深感“冤屈”，叶明也没途径可申诉，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领导反映，他能预期的结果：更换导师或退学，转成硕士滚蛋，而这些都换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过，叶明还不算运气最差。当他读到第六年时，终于“混到了毕业”，拿着学位证书“如丧家犬般仓惶”地离开了校园。他有一个运气更差的同学，熬到第八个年头，学校停发了补助，导师不指导，又没资源支持，尝试跟导师沟通，导师说：“你要让我看到希望。”“我突然发现人真的可以无耻至极。”叶明说。
还有一位导师，曾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你们能不能毕业，做不做得好，都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无关。
对本土的含金量，1982年毕业的新中国首位生马中骐教授也不乐观。
毕业近三十年后，马中骐依然记得自己读时的宽松氛围和活跃气氛。
他和导师间的讨论非常多，“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起码两次，由学生来作报告，一次一上午。他也讲，我们也讲，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非常民主。”马中骐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停地念书，国外学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一位博导辅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马中骐认识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学生。“院士的学生为什么也抄袭？50个学生，认都认不过来，毕不了业怎么办？那就抄了。”“学生的题目你都不懂，你教他做的还是他抄的都分不出来，根本不是管教不严，而是不够导师资格。”马中骐说。
带两位数学生已并不鲜见，博导们也有不同方法来应对膨胀的学生数。在张峰所在学校，有一位导师每年招5-7名生，硕士则更多，身兼行政职务的他，忙不过来，就安排了几名年轻老师，“小老板带，带硕士”。
生常年无法见到导师便成为常态。在周光礼的调查中，甚至有学生从没和导师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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